我总是对人们谈论言论自由的问题感兴趣，因为在我看来，任何否认言论自由的思想都预设了一种决定论，这就是物质决定意识，吃饭决定思想。或是一种温和的表达方式：“吃饭问题”比言论问题“相对重要一点”。如“博客”只说在“再谈GFW”一文称： 
　　“其实只说觉得中国的经济问题要比政治问题严重多了。所以谈政治都是轻易的。能让十五亿人的80%吃饱饭是不易的，也绝对不是一两篇文章能解决的问题，更不是三五年能解决的问题。” 
　　还如： 
　　“但是不能因为觉得人生而平等自由，所以拼死找政府要言论自由，要民主。我觉得人生而不平等且不自由，政府应该做更多努力废除户籍制度，给农民生路。这要用很长时间，当然也会做出很多错误判断，走很多弯路。但是言论自由和这些东西比起来太微不足道了，都是人们应该自己解决的。”
 　　原文地址：http://blog.donews.com/sayonly/archive/2005/11/09/619904.aspx 
　　这种粗陋的唯物主义难道不是挺符合常识的吗？我对这种吃饭哲学最初只是随手留言评论了一下： “吃饭问题不是政治？改革怎么开始解决农民问题的？你的观点的根源在于，市场自发的秩序和依靠政府解决问题确实不一样。” 只说马上认为是可以“推出”上述结论的，他回复： “是根源还是推论呀。呵呵。” 竟然认为他的吃饭哲学可以推出与自己观点完全对立的结论。看来我必须帮他完成这个推论，看看到底是些什么东西。
　　在这种唯物主义看来，世界像一部巨大的机器，受到某些决定性的规律的支配[1]。至于这些规律是从哪里来的，某些决定论者会偷偷地告诉我们可能是少数天才发明的，至于是怎么发明的我们不需要知道，只要知道这些规律是符合于那部机器的。大多数决定论者则根本不愿意谈论这个问题，他们只是说：就是这样的，蠢蛋！
　　在一个封闭的社会，决定论者会占绝大多数，他们思维独断、把思想自由讨论和反驳视为最烦人的东西，不安定的根源。人们宁愿相信在世界末日到来的时候会有天才和他的天兵天将通过暴力的方式拯救他们。人们拒绝运用普通人的智慧解决自己的问题，实现制度的和平演进。在这个意义上，宪政上的言论自由制度（不管具体宪法解释怎么规定和理解自由的）是区分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的根本制度。一个封闭社会通过与开放社会局部的沟通，建立影子行为（价格）可能能够维持很长的时间（如苏联），却很可能造成更严重的社会地震：因为人们习惯了以暴力和盲从解决问题。
　　一个开放社会要坚持言论自由制度，拒绝独断论，就必须承认个人思想（表达）与人身（行动）、财产（支配）的自由权利。宪法权利之所以首先是一种所谓少数（相对多数）人的权利、个体人权，其实是强调一种抽象的平等的自由权利，也就是一种程序性正义的要素，表达自由与这种作为制度前提的程序性权利密切相关，因而是一种根本权利。这种基本自由制度设置的意义在于鼓励一种渐进的革命：人们不得不承认思想必须从少数人开始的这样一个现实，然而又必须让更多的人参与这个过程，而不是最终陷入对这些少数人的奴役式遵从。特别是累积的机会差别造成对自由平等的危害，就必须在言论、财产等自由的基本宪法权利之外进一步设置权力制衡机制和参与议事体制，促进差异中的共识与和谐。而且言论自由也不仅是抽象的原则，需要细化为很多公共领域的具体规范，以实现彻底的话语民主。其实改革分步走的战略是符合这种渐进式人权战略的，然而却越来越被扭曲成一种教条的东西，失去当初来之不易的思想解放时期的源泉，一种本身缺乏制度保障的暂时策略。
　　某种意义上，吃饭论者是一种源远流长的小资产阶级社会改良意识的绝望表达：向往达到某种虚幻的人人领20块钱工资解决温饱甚至小康的平均主义年代，工薪族的天堂，只要不排队买东西就行：一种永远在某个家长看护下过安稳日子的小市民心理，极权主义永远的群众基础。虽然吃饭问题完全可以通过这个基本制度（人权）成为某一时期甚至长期的社会政策的首要目标，然而皮之不存，毛之焉在？
　　常识是这样一种东西：有很多常识，而且往往是相互冲突的。所以理论思考的用途在于针对具体问题思考可行的方案，并拒绝放之四海皆准的教条主义，一种常识无法克服的独断，因为常识就是以不可置疑作为前提的。如果认为解决现代社会问题还是需要理性方式，就得承认开放性原则是制度理性的前提。否认这一点势必陷入一种“自败的理论”：如果人们依据常识的观点放弃制度理性、否认思想自由原则，就陷入：1）似乎无须辩护，但也无须遵循，完全成为主观的直觉；2）如果加以辩护，就得证明不需要辩护，因为压制本来就是正确的......这种两难处境。自然法的观点将人性区别于动物性作为人权的辩护基础，也有这个问题。（总的来说，找到一个自败的陈述恰好是学术话语的基本任务，可能会让人觉得淘到宝贝一样的兴奋。）
　　我们似乎不应忘记，人们领教过这种封闭社会带来的奴役与贫困。与文革中“思想变物质”这另一种常识压制一切异端有关，那种冒着生命危险传播的“吃饭哲学”现在明显成了新的压制力量、阻碍着朝向开放社会的一切反抗，一种新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
注释：
[1]如李泽厚称：“人要吃饭”是这个“经济决定论”和历史规律性的根本基础。（见《历史本体论》三联2002版 27页，“实用理性与吃饭哲学”。“吃饭哲学”和“做人哲学”. <http://www.xslx.com/htm/zlsh/zxfl/2003-7-14-14296.htm> Accessed 2005 Nov 14. 一文作者试图反驳，不过看不出作者超出李泽厚的观点在哪里，无非说李的观点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而他的是，实际上李还非常矛盾的强调历史的神秘偶然性（见李泽厚上书30页）。李的二元论却为这个作者一种人本学的伪马克思主义所掩盖罢了。倒是秦晖：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当代中国问题. <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12> Accessed 2005 Nov 14一文的对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转述有些意思：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句名言说：言论自由有什么用，贫穷的人上不起学，不能看报纸，言论自由就和他没有多大关系，因此西方人所宣扬的，无非是有一个用金碗吃饭的自由，但穷人无钱买金碗，因此这个自由是没有用的。“这是一个可以用一个银卢布甚至更贱的价格来出卖的、没有价值的权利。”对这种言论，包括列宁在内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给予了猛烈的批评。列宁曾大骂那种“反对政治自由（据说这只能使政权落到资产阶级手里）的彻头彻尾的民粹派思想”。普列汉诺夫更明确地讲：“‘自由主义者所忙于争取’的‘抽象权利’正是当今俄国人民最需要的”，而俄国式的所谓“村社平等”才真正是骗人的东西。”